沈卫威
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年，是大清王朝在屈辱中艰难走向新世纪的第二年，也是在日本教育家的启发下，作为“官话”的“京城声口”，被士大夫文化精英阶层中的有识之士，有意识地确立为中国的“国语”，并与国家、民族的统一大业发生重要关联的一年，更是中国的文化教育借助维新变法再起之势，摆脱激进*治的绑架，发生新的稳健的转折的开始。“国语”与国民教育和中国大学的兴起的关系，也由此开始紧紧地连在一起。吴汝纶、严修、王照、袁世凯、梁启超成为“国语”确立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历史性人物。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治文化共同体内，“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大一统”文化观念中，又多了一个“口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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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变法之势再起
晚清大变局下，中国的文化教育在“冲击—回应”的历史转折关口，由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引领，勇敢迈出了从传统走向现代最初的步伐。年，是大清王朝在屈辱中艰难走向新世纪的第二年，也是在日本教育家的启发下，作为“官话”的“京城声口”，被有识之士有意识地确立为中国的“国语”，在京、津等地逐步实验推广，并与国家、民族的统一大业发生重要关联的一年，更是中国的文化教育借助维新变法再起之势，摆脱激进*治的绑架，发生新的稳健的转折的开始。星火之蓄势，得变法之劲风，“国语”与国民教育和中国大学的兴起的关系，也由此开始紧紧地连在一起。
年，迫于前一年屈辱的“辛丑条约”(因是针对之前的庚子教案，故又称“庚子赔款”)的压力，中断三年多的维新变法之论再起，一批受“戊戌变法”牵连的官员重新被启用。特别是在前一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实际推动下，欲变法先兴学的呼声最为高涨。1月10日，吏部尚书张百熙被任命为管学大臣，掌管京师大学堂。南京兴学方面，掌管江南陆师学堂及新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的俞明震，受刘坤一指令，在3月24日，以江南陆师学堂总办的名义亲自护送陈衡恪、陈寅恪、周树人(鲁迅)、芮石臣(顾琅)、张协和(邦华)、伍仲文(崇学)等24人乘日轮“大贞丸”由南京出发，去日本留学，同时考察日本教育1。5月8日，山西巡抚岑春煊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联合，利用山西省被迫支付英国“庚子赔款”的五十万两白银，成立山西大学堂。
同年2月8日，因“戊戌变法”而亡命日本横滨的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同年11月27日(农历10月28日)，《新小说》在横滨创刊。该刊附设于《新民丛报》，梁启超在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中国未来记》，在倡导“新民”和“新小说”的同时，极力推崇并践行“新文体”。*遵宪(字公度，—)因此致信称赞说:“《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2与此同时，针对《天演论》译者，“以为文界无革命”的严复，*遵宪也专门有书信给他，明确提出文界“无革命而有维新”3。*遵宪在给严复的信中说:“以四千余岁以前创造之古文，所谓六书，又无衍声之变，孳生之法，即以书写中国中古以来之物之事之学，已不能敷用，况泰西各科学乎……今日已为二十世纪之世界矣，东西文明，两相接合，而译书一事，以通彼我之怀，阐新旧之学，实为要务。公于学界中又为第一流人物，一言而为天下法则，实众人之所归望者也。仆不自揣，窃亦有所求于公。第一为造新字，次则假借，次则附会，次则涟语，次则还音，又次则两合……第二为变文体。一曰跳行，一曰括弧，一曰最数(一、二、三、四是也)，一曰夹注，一曰倒装语，一曰自问自答，一曰附表附图。此皆公之所已知已能也。”4*遵宪和严复都是晚清著名的思想启蒙者，是较早走出国门，放眼看世界的维新之士。严复又是吴汝纶的门生，他翻译的《天演论》出版时，序言为吴汝纶所作。文学家和*治家变革文体的自觉意识，将和变革读音识字方法的国语教育家的“国语统一”思想合流，成为维新改革的重要动力。
也正是这一年，中国教育史上两位杰出的教育家出访日本，考察、学习日本的国民教育: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吴汝纶(字挚甫、挚父，—);天津严家学馆(年改为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字范孙，—)。两人都留下翔实的考察日记，分别为《东游丛录》、《壬寅东游日记》。严修在赴日的船上即对日本友人富士德太郎表示:“近顷，*卿亦奉朝旨东游，待其归国当有建白。”5两位教育家这次日本之行的收获是巨大的，对中国教育引发的改革更是迅速的。就国民教育而言，这一改革是多方面的，我这里着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