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商业联系的建立和市场的扩大，种类繁多的硬币投入流入流通领域。由于不同货币含金量的差异，货币兑换成为必要。这项业务在13世纪初到15世纪末的几个世纪内基本上被佛罗伦萨的银行所垄断。由于商业和银行业统一于一个公司之中，二者可以相互补充和促进。公司在价格合适时，可以从银行中提取存款及时购买商品；在商品遭遇损失时，又可以以银行存款加以扶助。而商业所得利润又可存于银行中，用于放债取息。商业和银行二位一体的公司体制使意大利商人和银行家在当时欧洲的商业竞争中处于十分明显的优势。当然，优势有时也会转化为劣势，16世纪后，随着贸易路线的转移，商业的逐渐衰落，银行业也随之衰落了。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正值从传统向近代、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转型时期，其金融业也打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与现代银行业相比，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
其一，银行业与商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学者汤普逊在考察了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后总结道：“商业国际间的贸易，是14、15世纪资本主义植根的沃土，是当时银行活动的基础。”这种状况在意大利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时意大利的商人和银行家多数是一身两役，商人同时也是银行家，兼营商业与银行业，其组织形式是各种类型的家族公司，像巴尔迪、佩鲁齐、美第奇公司等等。这些公司主要经营商业，其次是高利贷业和钱币兑换业，商业活动以购买羊毛和出售呢绒产品为主，而钱币兑换则是意大利商人——银行家经营的另一项任务。
其二，中世纪末期的银行本质上是一种高利贷机构。意大利银行业虽然与商业密切结合在一起并积极为商业服务，但放债取息仍是其主要任务。贷款的对象极其广泛，包括欧洲各国的王公和政府、主教和寺院、城市政府和商人等等。卢卡的里卡尔迪银行在年至年的22年中为英王爱德华一世提供贷款.2佛罗琳，并为他在别处的借款作担保；此外，他的债务人还有5个伯爵、2个女伯爵、6个大主教、6个主教、8个副修道院长和主持，以及为数众多的下层人士。商人也是放债物件。年美第奇公司驻布鲁日分支机构规定，资金可直接用于经营商品或贷给商人间接经营。中古时代的利息率是很高的，在股票、债券、保险等出现之前，一般是20%-25%,50%的也不少见。在意大利，正常的利息率为36%，有时则高达%。
其三，在新旧交替的转型时代，意大利某些城市的银行业具有双重职能：即具有资本主义银行的职能，也没有完全同封建高利贷完全分手，因而兼有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经济的双重性质。14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展现出资本主义曙光。佛罗伦萨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使贷款可能被企业家们用于手工工厂的经营，银行业从而具有资本主义银行的性质；但是这里仍然残存着封建经济，尤其是从佛罗伦萨银行业势力所及的欧洲各地来看，封建经济更是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因此，其银行业又兼有封建高利贷性质。
其四，金融业的家族经营。从集市贸易银行业的产生开始，到人文主义经济发展到了相当程度时为止，意大利金融业的发展始终是家族经营的。虽然这些家族经营的金融企业也被称之为银行，但距真正的银行的出现尚有一段距离。
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市都是属于欧洲富庶的城市。其中威尼斯和热那亚均以工商业发达著称，而佛罗伦萨以欧洲的金融中心闻名，该城从13世纪起主要靠银行业享誉欧洲。如果说佛罗伦萨还有一个不同于威尼斯、热那亚之处，那就是佛罗伦萨的文明发达，而这正是建立在金融发达的基础之上的。佛罗伦萨的银行主要是家族经营的。14世纪时，佛罗伦萨的巴尔迪家族、佩鲁齐家族、阿齐乌里家族，15世纪时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都是当时闻名欧洲的金融家族。他们的家族制银行无论在意大利境内还是境外均有很大影响，其分支机构遍布欧洲各地，它们同欧洲的封建君主、诸侯、城市政府的关系极为密切。它们借钱给后者，而从后者那里得到庇护与特权。也正因为如此，它们的衰败、破产也是一夜之间。而导致它们衰败、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封建君主、诸侯赖债不还；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它们同政权的关系密切使得政权一旦更替，它们也就随之失势，甚至破产。如巴尔迪家族、佩鲁齐家族和阿齐乌里家族所经营的银行，14世纪初还是它们的极盛时期，但只有几十年的好时光，到了14世纪40年代均难逃破产的厄运。
此外，意大利的某些公司是商人、银行家和企业主三位一体的组织，一身兼三职。如美第奇公司就是一例。美第奇公司最初以银行的形式出现，经营汇兑业和放债，收取佛罗伦萨的商业和工业税。后来又成为教皇的御用银行家，欧洲的巨富。年，其资本达2.4万枚佛罗琳。年增至7.2万枚佛罗琳。此后，美第奇公司又把业务扩大到商业和工业领域，15世纪末，美第奇公司由11个不同的公司作为股东构成，其中有两个呢绒业公司，一个丝织业公司。美第奇公司的呢绒业生产分工细致，有26道工序，实行雇佣制，为市场、特别是国外市场进行生产，目的是获得利润。显而易见，这已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
总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是“新型金融业的沃野”。意大利的金融业不仅是欧洲最早发达的地区，而且是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经济部门之一。虽然与现代金融业相比，还具有鲜明的过渡性色彩，两种类型、两种职能并存，但是，以银行业为枢纽的金融业已渗透于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在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商业银行家与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时期的银行业与商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银行的经营活动也总是伴随着其他一些处于兴旺时期的商业活动，它的股东也正是一些当时活跃在那些部门的商人。商人和银行家多数是一身两役，即商人同时也是银行家，兼营商业与银行业，因此，称他们为商业银行家似乎更贴切。众所周知，中古初期，西欧社会受天主教会对高利贷禁令的影响，商业也被认为是一种卑贱的职业，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融市场的不断繁荣，在西欧大地上出现了一批巨贾豪富。14世纪的佩鲁齐、巴尔迪、阿齐乌里，15世纪的美第奇、富格尔等都是闻名西欧的商业银行家。他们在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对他们社会地位的评价也与以前截然不同。“15世纪的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说道：“佛罗伦萨人如果不是商人，没有周游世界，没有阅历异国的风土人情，没有携带一笔钱财回到佛罗伦萨，就不可能获得荣誉。“崇高”这个形容词在中世纪只用于贵族的打猎、练武等等的活动上，现在贩卖呢绒的职业也被认为是崇高的了。”殷实的家产逐渐改变了商业银行家的社会地位，他们俨然成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整个社会乃至国家的支柱。
倘若我们翻开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出：商人、银行家一直是与共和国命运相连的重量级人物。正是大宗钱财和令人炫目的商业资本，为美第奇家族登上僭主的宝座铺平了道路，美第奇家族不但用金钱成功地扩大了同盟者的阵营，而且还用之收贿自己的劲，迫使一些曾对他们的统治不满的人俯首称臣。科西莫，美第奇不仅是佛罗伦萨的一位杰出的商业银行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在年控制佛罗伦萨政权之后，便大力从事金融和工商业活动，其银行资本高达3万佛罗琳金币；罗伦佐，美第奇执政期间，佛罗伦萨工商业发达，其家族的银行机构遍布于意大利及欧洲各个主要城市。其实，在当时的佛罗伦萨等城市，银行已成了国中之国，国家机器都由银行家所操纵，即使是共和国的官员和法官也得听从银行家的差遣。
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商业银行家社会地位发生巨变的原因，我国学者李玉成先生概括道：“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人已完全不同于中世纪商人，他们已有更进步的业务手段，如复式簿记、汇票、商业信函和保险。中世纪的神职人员和贵族歧视商人，认为交易产生欺骗。商人在忐忑不安中生活，要在上帝和财神之间做出选择。可是文艺复兴时期贸易的增长不仅使商人得利，教士也受益，教士的态度开始缓和。商人能读会写，常常旅行，同其他国家的人接触和交流，思想更为开放。他们相信，商业中取得成就并不会使上帝不高兴，相反还可以期待上帝的祝福。商人重视积极生活的价值，世俗文化因此越来越流行，他们在促进社会变革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商人都非常珍惜时间，感到时间是生存的尺度，富裕商人已开始有了乡间别墅，过上贵族式生活。从前他们很少能同君主接触，而到文艺复兴时期，商人已是君主们家中的常客。他们借钱给君主或资助文化艺术活动。其中有的人还把经济实力转变为政治权力，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他们在数学、制图、地理、天文，以及航海、经济和金融知识方面做出过不小的贡献。他们扩大的活动范围有利于俗语的推广，使用数字计算的习惯促进了要求精确的科学精神。商业是激发经济活力的酵母。
他们在塑造了中产阶级的同时，用纳税促进了文学艺术、科学事业的发展。李先生的这段论述非常精彩，鉴于当时多数商人和银行家一身两役的状况，故将上述论述中的“商人”称为“商业银行家”毫不为过。文中不仅揭示了商业银行家们社会地位变化的原因，而且窥见了他们的政治状况特别是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巨大贡献。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种形式。
其一，一些商业银行家本身就是人文主义者，他们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的大潮，用自已的亲身实践活动促进了社会的转型。
著名的人文学大师乔万尼·薄伽丘（—)就出生于佛罗伦萨的一个商业银行家家庭，他家祖籍在佛罗伦萨郊区的塞塔尔多镇，由于其父亲和叔父经商迁居佛罗伦萨市内，而且是佛罗伦萨银行业行会的重要成员，他父亲曾两度出任银行业行会的会长，又经行会推荐担任佛罗伦萨城市首长会议成员。但作为职业商业银行家，他们经常到西欧各国活动。薄伽丘出生那年，他叔父就任佛罗伦萨驻巴黎的银行代办，因此，过去有人认为他们一家这时住在巴黎，薄伽丘出生于巴黎，但近年来研究表明他们是出生于佛罗伦萨（或在塞塔尔多）。薄伽丘到6岁时，初识文字之后，他便进入一位著名的修辞学家斯特拉达开办的小学读书，接受当时一位市民少年可能得到的最好的启蒙教育。13岁时，他父亲到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任当时佛罗伦萨最大的商业银行家巴尔迪驻那不勒斯办事处的主任，他便随父移居那不勒斯。按当时商人子弟学习的惯例，薄伽丘既已完成启蒙学业，便应到商号做4年学徒，掌握经商业务，于是他在父亲的银行办事处度过了青少年的岁月，整天和算盘、账本打交道，还要接待过往客商和来自各阶层的主顾。薄伽丘自己说，这时最吸引他的是文学而非商业，但这段做学徒经商的阅历却为他日后的写作事业提供了丰厚的生活基础。
由于他父亲的银行办事处主任的地位，薄伽丘也有机会出入那不勒斯国王的王宫，他的朋友中不乏官场得意之辈。随其家族的传统，薄伽丘也加入了佛罗伦萨的银行家行会并成为其中较有名气的成员。然而，他的名气主要不是靠经商发财，而是靠他一直不断自我表白的“对文学的热爱”。不久他就成为行会中善于辞令的秀才，通过行会也在政府中担任一些职务，例如年曾任佛罗伦萨政府办公厅的文书长，年任佛罗伦萨派驻布兰登堡女侯爵府大使，年任福尔利及拉文纳大使，年任亚威侬的教廷大使，年任外籍兵团长官等职。从他担任的一连串的官职来看，也说明了他和佛罗伦萨政权政治上的联系。
但是，佛罗伦萨政府上下都比较欣赏薄伽丘的却是他的笔杆子。他在那不勒斯时即写下了散文小说《菲洛哥洛》和长篇故事诗《苔塞伊达》；回到佛罗伦萨后又发表了牧歌诗集《爱米多》（又名《佛罗伦萨仙女的喜剧》）和散文小说《菲亚美达》等作品。年的黑死病，薄伽丘虽然幸免于难，但他的父亲、叔父和继母都相继去世，这场大瘟疫使全城的人口一下子死去一大半，薄伽丘不仅从瘟疫中活了过来，而且活得更为精彩。他是属于布鲁克尔说的从灾难中坚强站立起来的人：“恐惧惊惶并未使这个公社的所有成员都丧了胆；有些英雄的男女不惜牺牲自己而为他人服务。劫后余生的人要作的贡献并不随疫情的消弥而停止，除了重建那由于丧失母儿女、亲属友朋而疮痍满目的个人生活而外，他们还得恢复那些集体的活动—公社、行会、教堂、社团等等，它们都面临解体而必须重建。”
但是薄伽丘为重建工作投入的贡献非同一般－他拿出了世界历史上第一部近代现实主义的小说《十日谈》。作者通过对百篇故事的生动描绘体现了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主张一切以“人”为本，用人性来反对神性，提倡人道与神道抗衡，顽强地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欲摆脱封建约束和宗教枷锁的世俗愿望。该书的问世，使得统治了西欧年的天主教会的权威，第一次在文学领域遭受如此严重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以《十日谈》揭开序幕的。该书出版后广为流传，在15世纪印次达10版以上，到16世纪又出了77版。从这两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该书深受欢迎的盛况，显而易见，它的影响已越过了国界。薄伽丘在晚年还担任了佛罗伦萨大学的但丁讲座的首任教授，注释了《神曲》，写了但丁的传记。
这些成就加在一起，即使没有《十日谈》，也足以让这位昔日的商业银行家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了。除薄伽丘外，当时的意大利还有列奥纳尔多·布鲁尼、嘉诺佐·曼内蒂、马德奥·帕尔米埃利、罗伦佐·美第奇等一批商业银行家的世家子弟高举人文主义的旗帜，在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纵横驰骋，推动文艺复兴运动向前发展。
其二，一些商业银行家运用自己雄厚的财力、物力资助支持文化艺术活动，促进了文学艺术，科学事业的向前发展。
15世纪以来，银行家与艺术家等大师们之间的关系已很密切，交往颇深。当时，“过分好客是社会声望的一种表现，或者至少标志着财力充足。”如富格尔便经常邀请艺术大师们到府上做客，他的四座宏伟建筑中满是精美的绘画和雕塑，全部出自欧洲最好的艺术家之手。他一生收集手稿和书籍，到几十年后死去时，富格尔的图书馆成为德国最著名的一家。
“与现代社会的富人不同，16世纪的商业英雄们并没有多少方法去炫耀他们的成功和辉煌。王公们使用的是诗人、作家、艺术家，其他富人出版自己的家族传记，或竖起豪华的纪念碑，将肖像刻入金牌、银牌、铜牌的做法四处流传。”有的富豪则请艺术家们为自己或家人做画，被誉为世界名画之冠的《蒙娜丽莎》就与佛罗伦萨的商业银行家乔孔达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公元年秋日的一个下午，刚从威尼斯他的办事处得到一个好消息，他从亚丁采购的一批香料靠岸并顺利通关了，提了几个月的心终于放下了，于是乔孔达先生决定带着他的第三个太太伊丽莎贝塔·乔孔达到老朋友莱奥纳多，达，芬奇那里去庆祝一下，顺便让老朋友给他太太画一幅素描，乔孔达先生的这个决定，让他的太太以及他太太的名字永垂青史。
在达·芬奇的画室里，心情很好的伊丽莎贝塔微笑着，这一人类之间很平常很友好的表情，被艺术大师达，芬奇捕捉到后，用极为写实的方式，在画布上流露了出来。而三年后当这幅以《蒙娜丽莎》名字命名的作品问世后，立刻在人群中引起了震惊：原来人类的微笑也是可以如此微妙纤细深刻的；也可以是如此疑幻疑真，勾魂夺魄的；原来人类的内心也可以是如此神秘的；原来人类的创造力也可以不依赖于宗教的！人们惊叹巨匠达，芬奇的神奇之笔和伊丽莎贝塔的美丽抚人，但不能忘怀乔孔达先生，因为没有他雄厚的财力做后盾，没有他对新生活的向往，没有他的这个“英明”决定，我们也就看不到《蒙娜丽莎》了。
总结
文艺复兴时期，商业银行家同文化、艺术之间的关系，如同他们与商业之间的联系一样，千丝万缕，不可分离。这种联系是中古向近代转型时期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为银行家们提供了使他们经常成为文学、艺术事业的保护人和促进者的机会。他们不仅仅以兄弟会或行业协会成员的名义，而且完全也以个人名义，对文化或艺术活动提供经济支持。文艺复兴时期一幅幅精美的油画、一尊尊精巧的雕塑、一座座宏伟的教堂建筑、一部部芳香的书稿，若没有商业银行家的鼎力支持，是不可能那么绚丽多彩的。